2025年8月15日是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日子。
20年间，我国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与引领作用。当前，金融的角色正从单纯“支持绿色”逐步迈向系统“改造棕色”，成为推进“双碳”目标实施的重要抓手，也为全球新兴经济体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样本。
近日《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坚持‘先立后破’，推动银行支持高碳行业符合绿色低碳技术改进方向以及产能置换政策的项目和企业”，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转型金融推动降碳增绿
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进入攻坚阶段，金融服务的范畴正从单一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纯绿项目，逐渐延伸至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的绿色升级。这一转变标志着金融功能从“支持绿色”迈入“改造棕色”新阶段，也凸显出转型金融的关键作用——为钢铁、水泥等高碳排行业实现低碳化转型提供关键的金融支持。
高碳行业的转型挑战，在传统制造业中表现得尤为深刻。清远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玻璃行业龙头企业，自主研发制造了多种特种玻璃产品，凭借自主研发的KK3特种玻璃填补了国内高端电子玻璃领域的空白。但“高耗能”标签成为其发展的桎梏，仅2021年该企业的单位产品耗能就较行业标准高出5%，碳排放量超3万吨，设备升级与节能技改需求迫切。填补资金缺口成为该企业推进余热发电升级、退火窑风机节能改造等项目的关键一步。企业负责人坦言“设备更新需要数千万元投入，‘高耗能’的标签往往让银行望而却步”。
洞察到企业的转型痛点后，广发银行清远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清远市分行的指导下，联合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及其他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绿色金融专项服务方案。通过推动企业完成融资主体转型认定，创新性地提供了全国玻璃行业首批转型票据支持，破解了企业“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
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延伸，转型金融的落地远非放款那么简单，其背后是严谨的技术评估与机制创新。为确保资金精准投向减排实效显著的项目，广发银行组建专业评估团队进厂调研，深入挖掘企业生产环节的节能潜力。经过细致摸排，团队梳理出12项潜在节能技改点，最终锁定余热发电效率提升及其他核心项目，测算出改造后碳减排量可达6464.8吨/年。
在模式创新上，广发银行首创“转型认定+票据融资+动态利率”机制，将企业减排目标与融资成本直接挂钩。企业若能持续达到减排目标，即可享受同等条件下10BP的贷款利率优惠，形成“降碳即降成本”的良性循环。这种创新机制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压力，更激发了其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让转型从“被动要求”变为“主动选择”。
同样在转型金融领域积极创新的还有交通银行（601328.SH）。交通银行在人民银行总行的指导下，联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委金融办，牵头研究编制《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助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此基础上，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于近日落地了全国首笔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金融贷款，向中远海运集团所属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投放资金近3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学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金融机构要落地转型金融，首先要做到标准先行、分类施策。“由于当前转型金融标准尚未完全一致，金融机构需要从制定标准开始，并结合国际接轨和国内主管部门的要求，细化成自己的标准体系。”
据悉，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这笔贷款支持建造的油轮采用甲醇双燃料或甲醇READY动力系统，集成水动力节能、智能控制等多项绿色技术，建成后新船能效设计指数（EEDI）符合《目录》设定的降碳目标准入值。该笔贷款业务创新采用可持续发展挂钩模式，强化环境效益激励，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新造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作为关键绩效指标（SPT）与贷款利率动态挂钩并进行定期披露。融资主体在项目完成后将提供由中国船级社出具的EEDI认证证书，确保转型成效可测、可控、可验证。
“转型金融相较于绿色金融更为复杂，因为绿色金融主要针对增量项目，有明确的标准；而转型金融则涉及存量资产的改造和升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识别和管理难度较大。”刘锋告诉记者，对于高碳行业的转型，金融机构需要在支持这些企业减排的同时，考虑其原有产能的改造和新增减排措施的投资，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比绿色金融项目多几倍的投资，并且面临更复杂的识别管理难题。
“立”“破”之间把握尺度
转型金融并不意味着“一刀切”退出高碳行业，《指导意见》提出的“先立后破”原则，为金融机构支持高碳行业转型划定了核心准则。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指出，“先立后破”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在绿色新动能尚未完全成熟前，不宜贸然切断对传统高碳行业的金融支持，这既是保障能源安全和产业链稳定的需要，也是避免经济转型出现波动的关键。“当前绿色融资的主要形式是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其中绿色贷款余额大概占全部行业贷款余额的10%，这反映出仍然有很多非绿行业具备向绿色产业转型的融资需求。”
刘锦涛建议，在具体实践中，金融行业需要把握好这几个“度”：一是退出的节奏感，金融机构应针对行业、区域、企业制定差异化的退出路径，比如对已明确列入淘汰目录、无改造价值的落后产能要合理压缩融资，但对处于转型过渡期、具备改造潜力的高碳行业企业，应保持必要的融资支持，并且在转型融资层面开展创新；二是支持的精准性，对高碳行业的金融支持要坚持“有条件的支持”，即资金投向必须符合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方向，如清洁能源替代、碳捕集与利用、节能减排设备升级等领域，做到“输血”和“换血”；三是风险的可控性，高碳行业的绿色转型具有高投入、长周期、不确定性高的特征，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和融资方式分散风险，并与政府政策性资金、碳市场机制等形成合力。
尽管转型金融展现出蓬勃活力，但其推进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传统产业深度绿色转型在融资上面临经济回报相对不足的难点。中国银行（601988.SH）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廷辰告诉记者，目前企业一般只采取低成本技术开展有限转型，如截至2024年我国仍有约10%的电解铝产能能效低于基准水平，部分电解铝企业还存在大量老旧设备。“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下，推广高效整流设备、智能槽控系统、在线监测装备等用能设备更新，有利于节能降耗，而且这类技术相对成熟，企业投资积极性较高。但这类技术降碳存在天花板，比如仍然使用煤电，产生二氧化碳和废气排放。”
“银行面临的风险还包括高碳企业转型的技术路径具有不确定性。考虑到不同企业、不同工艺的减碳方式差异较大，比如钢铁行业的氢冶金、负碳领域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化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金融机构难以评估未来回报，存在投错方向的风险。”刘锦涛说。
赵廷辰指出，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深度绿色转型，企业需采取颠覆性技术进行根本性转型。例如钢铁企业减少用炭做还原剂转而采用绿色氢气做还原剂炼钢、铝冶炼企业由用煤电电解铝转为采用光伏等绿电来电解铝等。但这类技术目前尚不成熟，光伏发电波动性强，铝冶炼企业需要采取更多储能及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光伏发电进行电解铝，增加投资成本。
刘锦涛补充道，在高碳行业进行绿色改造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还包括：高碳行业转型改造成本高、周期长，高碳行业的绿色升级往往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而回收期可能长达10—15年，投资回报与企业现金流之间存在错配，相关潜在风险较大；政策依赖性强，长期来看行业或企业的改造效果往往依赖一些碳定价机制、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政策等外部条件，如果政策调整或者国际形势发生转变，金融机构可能面临一定的路径风险；资产减值与搁浅风险，考虑到向低碳改造是一个结果导向的行为，如果转型不完全，部分存量高碳资产可能迅速失去价值，形成“搁浅”资产，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往往存在信息差，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影响绿色转型的实际落地效果。此外，金融机构还要防止有转型需要的企业挪用资金或转移高碳资产至其他地区。”刘锋指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建立高碳资产转移预警机制，利用产能置换、环评等手段识别并预防企业为追求利润而转移高碳资产的行为。长三角地区已开始实施此类预警机制，通过共享信息和联动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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